186 咆哮山莊(五十八)

牛津及劍橋兩所大學裡，均有為數不少的希伯來文及希臘文專家，詹姆斯一世指定其中幾位最博學的學者，參與英文版“聖經”之翻譯工作。並規定須對完整的“聖經”翻譯，其內容應與希伯來及希臘原文相符合，且譯文中不得有任何邊註。翻譯完成後，將經由主教及教會中的首席學者審核，並上呈給議會，最後由國王欽定。欽定後交付印刷，然後在所有英國國教會的禮拜儀式中使用。

本身信仰新教的詹姆斯一世，希望他在位期間，能使英格蘭完全成為一新教國家。原本他可能只是敷衍清教徒，後來卻真心支持出版一本所有人皆能接受的“聖經”。因他認為可藉這本“聖經”，在凝聚國家的認同上，發揮強大之影響力，因而能對抗羅馬天主教。要知由於新教的興起，過去幾十年，天主教在歐洲大陸一些國家，聲勢略微受挫，此時卻又開始上揚。英格蘭新教徒的領袖認為，此新版“聖經”推出後，將使英格蘭成為新教國家的中流砥柱。而在國王主導下翻譯“聖經”，將更強化國王做為人民的政治及精神領袖之象徵。這樣的國王、“聖經”及教會三合一，對英格蘭人民的團結，將會有極大助益。“聖經”的新譯本，可說承載英格蘭各界許多不同的期待。

倫敦教區主教理查班克羅夫(Richard Bancroft，1544-1610，1604-1610年任坎特伯里大主教)，他對抨擊清教運動，向來不遺餘力。在漢普敦御前會議中，他更扮演聖公會代表團的領導人，自始至終對清教代表的訴求反對到底。原本他對“聖經”的新譯本，亦持保留態度。之後卻成為其強力支持者。原因是聖公會在漢普敦御前會議中大獲全勝，結果比他預期的好太多，所以他也願稍作讓步。另一原因是，他看出在選擇翻譯者時，有主導權才是關鍵。與其繼續貶低“日內瓦聖經”的權威性，不如重造一個他能影響的官方譯本。而以他的身分地位，他對新譯本，絕對有能力影響。他甚至可訂出翻譯規則，以確保譯本與英國國教會當權派的宗教觀點一致。他還可負責把關最後定稿前的審核，這樣保證萬無一失。

理查班克羅夫還另有盤算，能當到主教都相當具政治頭腦。他看出詹姆斯一世打算放行新譯本，他相信他若搶先支持，將讓國王對他另眼相看。坎特伯里大主教約翰惠特吉夫，當時已臥病，時日不多，繼位者不外是由現任主教中指派，他必須顯示出勇於任事，且對國王絕對忠誠，才較可能接位。漢普敦御前會議後不久，1604年2日29日，約翰惠特吉夫辭世。理查班克羅夫積極尋訪“聖經”的翻譯者，又因翻譯將是一冗長且艱鉅的工作，他寫信給英國國教會的各主教，以確保參與翻譯者，在工作期間，能獲得所屬教會的財務支援。當年11月，他便不再需要為“聖經”新譯本那些瑣碎的事勞累了，因他如願被任命為坎特伯里大主教。

參與翻譯工作的成員，約有47-51位，各方記載略有出入，可能是因翻譯期間有人過世，或有人臨時加入。翻譯並非從零開始，可參考已有的版本，畢竟那時已有數個英譯本的“聖經”。這便是西方常講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句話因牛頓(Isaac Newton，1642-1727)曾於1675年說過，“如果我看得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而出名。但其實早在12世紀，英格蘭的作家索爾茲伯里的約翰(John of Salisbury，1120-1180)，於1159年，便在他的一本著作上寫著，“沙特爾的伯納德，曾經將我們比做棲息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他指出我們看到的，之所以比我們的前輩更多更遠，不是因為我們擁有較佳的視力，也非我們更高，而是因為我們被舉高，將他們巨大的身材加給我們”(Bernard of Chartres used to compare us to dwarfs perched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He pointed out that we see more and farther than our predecessors, not because we have keener vision or greater height, but because we are lifted up and borne aloft on their gigantic stature)。

換句話說，“聖經”的英文化，是幾十年來，一代又一代的學者，接力賽完成的。從個人冒著生命的危險，偷偷摸摸地翻譯，到最後由國王下令，約50個人分工合作，可看出轉變之大。1611年，“欽定版聖經”終於印刷完成了。剛推出的頭幾十年，此版“聖經”飽受強烈的批評，新教徒及天主教徒，意見都很多，沒太多人喜歡。但後來的發展是，它贏得普遍的尊敬，而且根本不是靠王室欽定這塊招牌。正如19世紀著名的“新約”學者威斯科特(Brooke Foss Westcott，1825-1901)，他於1868年給出如下的評論。

從17世紀中葉起，“欽定版聖經”便成為所有英語國家，所公認的“聖經”版本。而原因只是由於它乃最好的。此譯本體現了將近1世紀以來，持續努力才獲得的豐碩結果。它的重要性及權威性，乃因本身的特點，受到廣大的基督徒之肯定，而非一紙統治者的敕令。

阿爾伯特斯坦伯羅庫克(Albert Stanburrough Cook，1853-1927)，這位曾任教於美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英語語言及文學(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多年的著名學者，曾評論，“沒有任何一本其他的書，能如同“聖經”一般，對英國人的心靈及語言，產生如此大的滲透影響力。對英國人而言，“聖經”就有如荷馬(Homer)之於希臘人，及可蘭經(Al-Quran)對阿拉伯人那麼重要。”就英文版“聖經”在形塑與發展現代英語的影響力來看，此講法應少有人會反對。直到今日，“欽定版聖經”的高度文學性，仍屢受到讚美。但有趣的是，“欽定版聖經”能具有卓越的文學性，正是因在翻譯過程中，刻意選擇避免過度文學性的結果。今日對翻譯講究“信雅達”，但在17世紀的英格蘭，可能倒沒注重“雅”。優美的文字，並不被視為優良的翻譯標準。但所謂引領風騷，“欽定版聖經”的文學價值，逐漸被推崇了。

時至今日，“欽定版聖經”與莎士比亞的作品，大致被公認是對現代英語發展，最具影響力的兩部作品。但參與“欽定版聖經”之翻譯的學者們，在翻譯過程中，其實並未太在意文學或語言方面，他們應只著重在學術翻譯的正確性。也就是盡全力找到合適的英文字彙或片語，來對應原本的希伯來文或希臘文等。最優先考慮的，是譯文是否精準對應原文，而非擇定的語詞優美與否，文字的雕琢，在當時絕非重點。其後“欽定版聖經”在文學上的成就，包括在散文與詩體，在文學上的高水準，乃無心插柳下的結果。要知文學作品文字上之優美，常是意外得到，而非寫作時刻意追求。當然作者若具高度的文學素養，即便並非刻意，其用字遣詞會是優美的可能性，仍的確較大。事實上，在16、17世紀時的英格蘭，並無“聖經”是文學作品之概念。精確度才是判定譯文優劣之最高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