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初識周院士

1980年12月的耶誕假期，那是到美國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統計系唸書的第三年，我與內人夢娜及一對朋友，一起開車到美東旅遊。那對夫妻中，妻子是數學系，她已過世的父親，曾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因而她認識多位院士。途經匹茲堡(Pittsburgh)，在她聯繫下，我們一行人去拜訪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歷史系的許倬雲(1930-，1980年獲選為中研院院士)教授，還在他家叨擾一晚。她看我們對大學者很有興趣的樣子，便提議到紐約時，去找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統計系的周元燊院士。她當初由加州的學校轉到普渡，便是周先生的建議。周先生還建議她改唸統計或計算機科學，但她來普渡後，仍繼續唸數學。

大四快畢業時，1976年5月，“數學傳播”季刊開始發行。唸了4年都不甚了了的東西，這應是能看得懂之一份刊物，趕緊訂了一年期。翻開第一頁，列有“評議與編輯委員”，其中評議委員的第一位，便是周元燊。1978年到普渡後，數學系的莫宗堅教授(他亦在普渡完成博士學位)，不時找我們一群學生去他家聚會。通常到了12點，我們便覺得該走了，莫教授總要大夥再多待一陣子，他說昔日周先生在普渡時，他們屢屢聚在周先生家，都不知已幾點了，一群人仍捨不得離去。周先生累了就進去睡，他們累了就倒地而睡。就是這樣，在見到周先生之前，我們對他的大名，可說早已如雷貫耳了。去普渡的第一年，當獲知他那本機率論的書(Yuan Shih Chow and Henry Teicher (1978). Probability Theory: Independence, Interchangeability, Martingales. Springer-Verlag)問世，雖阮囊羞澀，仍趕緊買一本來拜讀。

離開匹茲堡後，前往首都華盛頓，先慕名去國家動物園(National Zoological Park)看熊貓。那是1972年2月，美國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總統訪問北京後，中國大陸送的，當時遠近馳名。後來我們便戲稱去見院士，有如去看熊貓。到了周先生家，知道我們在普渡統計系後，他說他也在那裡待過，講了些普渡的往事。他侃侃而談，提到1949年初，他自浙江大學畢業後，當年2月來到台灣，在台灣大學數學系，一待就是5年半，比在浙大的時間還長，所以他對台大很有感情。他是助教，但有位從日本京都大學(Kyoto University)回來的老師，卻擔任副教授。浙大怎會比不上京都大學？他呵呵笑。隔了多年，他當笑話講，顯然頗以母校為榮。又說他喜歡回台灣，從1970年以來，過去10年間，他在台灣待的時間，加起來超過4年。周先生又說他女婿黎子良(1971年哥大統計系畢業，隨即留在系上，直至1987年才離開)，只愛做研究，買個組裝的書櫃回家，一看太麻煩，就不管了。原來不只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岳父看女婿也一樣。接著提到魏慶榮，說他本來一點都不想出國，覺得留在台灣唸博士就可以了。周先生如何自己及託人苦勸，慶榮才終於來到哥大。上個暑假畢業，慶榮本想就回台灣了，被他勸住，說最好留幾年再回去。慶榮接受他的建議，去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College Park)教書。之後，周先生拿出一份總統府發出的公文給我們看，原來中央研究院當時正在申請成立“統計學研究所”。

事實上，周先生的兩個女婿都是哥大統計系畢業，除黎子良博士外，另一位是余啟汾博士，他的指導教授且是周先生。年輕時我們覺得這很神奇，女兒怎會想嫁給父親的學生？學生又怎會想(或說敢)娶老師、甚至指導教授的女兒？後來對周先生認識更深後，看到他做成那麼多大事，機率裡的“秘書問題”(secretary problem)又是他所擅長的，便覺如何擇婿，對他而言算是小事了。黎子良教授於199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與周先生成為一對翁婿院士。

拜訪周先生的1、2年後，周先生到普渡統計系演講，普渡教師對這位老朋友熱誠歡迎，顯示當年周先生在此地時，人氣很旺。演講後周先生留下來住一晚，我們又聆聽不少教誨，也得知更多儒林逸聞。周先生閱歷豐富、學識淵博、言談風趣，且氣度恢弘，讓人對他無比景仰。在“論語”“子張篇”裡，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周先生是君子，但倒沒有三變，自始至終就即之也溫。因而相識者，莫不樂意與其親近。而他那上下古今無所不談、直言不諱、絕佳的記性、爽朗的笑容，以及對晚輩的友善親切，雖距今已超過40年了，仍令人印象深刻。

我們於1984年8月回到台灣，到當時創校才4年(1980年成立)，位於高雄西子灣的中山大學任教。略安頓後，便到中研院統計所拜訪。統計所籌備處於1982年7月成立，辦公室在當時的福利社樓上，位於舊大門旁，一牆之隔便是院外的車水馬龍。趙民德先生是籌備處主任，籌備處那未隔間的辦公室不小，周先生與趙先生兩人的桌子面對面，應會相看兩不厭吧！想到當時荒涼的中山大學，我想我們都在陋巷，都得不改其樂。那幾年周先生常在台灣，屢有向他請益的機會。跟他談話如沐春風，他有各種想法，說起他的主意時，總是興高采烈，一副已大功告成的樣子。在他心目中，統計應是天下最重要的學問。每次聽畢他的一席話，都會讓人對統計的未來充滿期待。

2奠定學術地位

周先生於1924年9月1日，生於湖北省襄樊市南漳縣的周灣村。他父親曾任周灣團總，負責地方治安。在一篇訪問稿(Zhiliang Ying and Cun-Hui Zhang(2006). A Conversation with Yuan Shih Chow. Statistical Science, 21(1), 99–112)中，周先生提到孩童時，家裡有約200英畝(200 acres，約81公頃)的地，因而周府應屬家境殷實。但先是地方盜匪作亂，其後是對日抗戰，長期的動盪不安，使從他5歲(1929年)起，周府便經常遷徙。小學、初中、高中及大學，更是流離顛沛。1931年，周先生入襄陽省立第十二小學；1937年，考進襄陽省立第十五中學；1941年，原本被分發至靠近重慶的恩施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但周先生自行考取在合川(距重慶約50公里)的國立第二中學(乃抗戰中自江蘇西遷的揚州中學)；第二中學畢業後，被保送到浙江大學數學系，於1944年8月，在貴州湄潭縣(距貴州省第二大城遵義約58公里，相當偏僻)入學。每次轉換學校，周先生大抵仰賴徒步，真正是行萬里路。而逢盤纏不足時，就得勒緊褲帶了，還曾睡過公園，歷盡艱辛。1947年，因國共內戰，家中經濟來源頓時中斷，周先生不得不休學半年，到中學教書。1949年初，大學畢業後，經浙大數學系師長蘇步青(1902-2003，1948年當選第一屆中研院院士)先生之推薦，來到台大數學系。本來只是想稍領略這婆娑之洋、美麗之島的風光，豈料沒過多久，大陸就回不去了。遠離家人，對故鄉只能望風懷想了。

“不吾知也”不必在意，該在意的是“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見“論語”“先進篇”)。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暫時壓抑下鴻鵠志，周先生知道要練成功夫，才能脫困，於是焚膏繼晷攻讀著述。自助而後人助，憑著一篇刊登在日本“東北數學雜誌”(Tohoku Mathematical Journal)的論文，及浙大學長楊忠道(1923-2005，1968年獲選為中研院院士)教授之助，申請到美國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縮寫為UIUC)數學系的獎學金。1954年7月，周先先生揮別蟄伏5年半的台灣，航向美國新天地。三十而立，他要開始闖天下了。附帶一提，楊院士在浙大早周先生兩屆，於1952年完成博士學位後，至UIUC執教，1954年離開，剛好能對周先生伸出一臂之力。

1955年7月，周先生在芝加哥遇到大數學家陳省身(1911-2004，1948年當選第一屆中研院院士)教授，在其建議下，師從著名的機率學家杜布(Joseph Leo Doob，1910-2004)教授。另外，周先生在距今60餘年前，便已看出計算機將在現代科學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而雖博士論文是探討機率裡的鞅論(martingale)，在研究所期間，仍選修一門電腦程式設計的課，這在當時是相當創新的課程。1958年，他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便是留在UIUC當博士後，追隨陶布(Abraham Haskel Taub，1911-1999)教授，進行空氣動力學(aerodynamics)方面的研究。陶布教授是一位傑出的數學及物理學家，1948年，他以首席數學家(chief mathematician)的身分來到UIUC，參與一項基於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為現代計算機結構的鼻祖)的方法，以建造計算機的計畫(a project to build a computer based on von Neumann’s plans)。周先生在機率方面的研究，因而便暫停了。1年後，1959年7月，周先生加入在紐約州的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縮寫為IBM)研究中心，探討圖型識別(pattern recognition)。1960年1月，周先生轉至設在哥大的IBM華生科學運算實驗室(Watson Scientific Computing Laboratory)工作，並同時在哥大統計系兼任。如果在IBM繼續留下去，周先生後來說不定便成為計算機科學的泰斗了。不過他做出抉擇，1961年，周先生離開華生，專職在哥大統計系。1年後，1962年，他被挖角至普渡數學系(普渡統計系1968年才正式成立)擔任副教授。1965年，周先生升任正教授，距拿到博士學位僅7年。1968年，周先生回到哥大統計系，直到1993年退休為止。1974年，他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時年50歲，距1954年離台赴美，整整20年。周先生以20年的光陰，在國際學術界揚名立萬。

3 奉獻台灣

周先生認為數學出身的人，不一定要當數學家，走統計或計算機也都不錯，亦即以數學為基礎，可走向許多不同的領域，出路廣泛。1970至1977間，他擔任中研院數學所所長時，便推動計算機科學的發展。他以其人脈，請了一些在美國的計算機專家學者回數學所客座，包括於IBM服務的劉兆寧博士，及在匹茲堡大學任教的張系國教授。周先生也協助催生1973年8月，在中研院召開的“第一屆國際計算機會議”。隔年，周先生偕同幾位院士，在中研院的院士會議提案成立“資訊研究所＂，並一關一關獲得通過，於1977年7月成立籌備處。這真是洞燭機先，要知“資訊＂在當時仍是一極新穎的名稱，台大要到1977年，才成立“資訊工程學系＂，為台灣最早以“資訊＂命名之系所。在科技新聞記者呂一銘著(2018)，“台灣走向科技的那些年─關鍵的人與事”一書中，於第五章“精彩人物＂裡，作者報導了8位他認為人生璀璨，且成就一番大事業者，包括錢思亮(1908-1983)及徐賢修(1912-2001)等。其中有篇“周元燊：臺灣資訊科學拓荒者”。這篇報導之內容，大致只涵蓋周先生擔任數學所所長期間的事蹟。否則周先生的拓荒，豈僅局限於文章標題中的“資訊科學”。

周先生是靜不下來的，他高瞻遠矚、深謀長慮，一再開風氣之先。在數學所所長任內，1973年開始出版學術性的“數學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Academia Sinica)、1976年發行通俗性的“數學傳播＂季刊。另外，1980年7月，周先生等21位院士，於中研院院士會議，提案成立“統計學研究所＂，經層層同意後，總統於1981年2月19日批准。隨即組成設所諮詢委員會，以周先生為主任委員。1982年7月，中研院統計學研究所籌備處成立。周先生慧眼，從美國請回趙民德先生擔任籌備處主任，為統計所奠定根基穩固、視野廣闊的基礎。1987年8月正式設所，並更名為“統計科學研究所”。所以真要講，中研院的資訊所、統計所及數學所，其誕生或成長，均與周先生關係密切。今年7月，將是中研院統計所自籌備處算起，成立40周年了。

周先生並非不食人間煙火，僅談研究與大事，他也是很入世的。30餘年前，雖那時他較常待在美國，便曾跟我們說他有投資台灣的股市，且報了3支明牌給我們。另外，他亦有相當溫馨細膩的一面。曾任職(1964-2000)於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陶英惠，在服務的30餘年間，有8年兼總辦事處秘書主任，對院務了解透澈。2020年，他出版“往事不能如煙：陶英惠回憶錄”。在此書的頁255-256中提到，周先生對院中應興革之事，都了然於胸。1984年8月29日，周先生在敘香園宴請總辦事處的各單位主管，席間他很客氣地提出許多中研院宜改進之處，其中一項就是建議每月舉辦一次慶生會，準備一些茶點或小紀念品，以促進同仁間的情誼，同時也可交換一下對院務的意見。作者認為此建議很好，且所費不多。遂在當年9月26日，於中研院的人事委員會提案，並獲通過。你覺得這只是周先生想到，而別人沒想到的一件小事嗎？作者接著寫道，之後雖為院中幾位高階主管(包括院長)舉行壽宴，但院方卻未同意每月為同仁慶生，即使人事委員會已通過了。作者可能覺這件事太匪夷所思，因而特地在其回憶錄裡記上一筆，還寫道，“周元燊院士的一番美意，始終沒能達成。”原來周先生雖曾做成不少大事，但反而受挫於茶點與小紀念品。

4 統計推廣

周先生對統計的推廣，有如傳教士般的熱心。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可能難以判定。但周先生深知，想要有學生，便得先有師資。他擔任中研院數學所所長(1970-1977)時，第一年趙民德先生從美國貝爾實驗室(Bell Lab)回來客座。在一篇訪問稿(俞一唐、傅承德(2014)。統計深耕者專訪─趙民德。中國統計學報，52(2)，151–158)中，趙先生說，他回來的原因之一，是知道周先生人在台灣，“想跟他好好學習機率”。有了這千里難尋的援軍，周先生覺得可做些事了。他另找來中央大學的謝聰智教授，3人分別開設假設檢定、機率論，及測度論等3門課。當時國內幾乎沒有具統計博士學位的師資，回國短期客座的統計學者，更如鳳毛麟角，因而吸引不少大學講師以上的教師來取經。而且既不必“自行束脩以上”(見“論語”“述而篇”)，對前來聽課的教師，周先生還發車馬費。上課還有補助可領，這應是相當罕見的。由此可見周先生的氣魄。

從1991年開始，周先生發起成立“中華機率統計學會”，籌備歷時約1年，其間召開發起人會議、籌備會議，及成立大會等，最後於1992年4月，經內政部核准成立。周先生認為在台灣，歷史悠久的“中國統計學社”，乃如“美國統計協會”(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縮寫為ASA)，會員來自政府、學術機構以及民間組織等。本會則如“國際數理統計學會”(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縮寫為IMS)，會員將以來自學術界為主。那時我們仍算年輕，對成立一“屬於我們”的新學會都歡天喜地。周先生理所當然，被選出為學會的第一任理事長，畢竟學會是他一手創立的。有次開完理監事會，在中研究活動中心的中餐廳用餐。那時台灣流行喝陳紹，一開始周先生說他不能喝，我們後生自然無人有異議。後來看大家相互敬酒，氣氛不錯，應是覺得偶而喝一下無妨，周先生便要求也給他一個杯子。我現在也到了周先生當時的年齡，也進入被認為不宜喝酒的階段，但30年前的情景依然記得，所以每遇跟年輕朋友相聚的場合，我一開始便毫不猶豫地拿個杯子。時光飛逝，今年是學會成立30周年了。

1992年6月25-26日，中山大學主辦“第一屆高雄區統計研討會”，早期南部學術活動不是那麼熱絡，周先生專程南下參加以表支持。他覺得這樣的會議不錯，離開前囑咐要繼續辦下去。院士的話當然要聽，自此每年一屆，且由第三屆起改名“南區統計研討會”，並輪流在台灣各地舉行。今年6月24-25日，將在位於台中的逢甲大學，舉辦第三十一屆了。另外，在周先生一聲號令下，“第一屆海峽兩岸統計學研討會”，於1996年7月15-16日，在中山大學舉行。舉一反三，不必周先生叮嚀，在會議期間，我們便與大陸代表商妥，此會今後每兩年一屆，輪流在兩岸舉行。事實上，1995年7月17-18日，第四屆南區在中正大學舉行時，周先生便提議辦個兩岸的會。而他並非只是一時興起，或僅動口而已，當年8月18-20日，由泛華統計協會(簡稱ICSA)主辦的“第三屆國際華人統計會議”，在北京西郊香山召開時，周先生劍及履及，幫我介紹幾位大陸的朋友，為在台灣舉行兩岸統計會議鋪路，因而才有隔年的第一屆會議。用人不疑，周先生對人相當信任。在“論語”“公冶長篇”裡，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是放不了手的，不管你多具文采，志向有多遠大，一旦他認為你行事不夠穩當，便會出手調教，或者說干涉，因要“裁之”。但跟周先生做事，可放心大膽地去做，他是不來裁之這套的。

眾所皆知，周先生對年輕人總是興致勃勃、相當提攜。歷來他不知鼓勵多少年輕人走上統計這條路，受其指導或影響的學者更不知有多少。其實連高中生他也都樂意點撥。台灣科學教育館，有年度的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早期每年選出兩位高中參賽者，至美國參加國際科展。回台灣的隔年，1985年3月，挑出的兩位學生皆屬數學，科教館要我負責帶他們赴美參展。周先生知道後，便說他可跟學生聊聊。於是在5月出國前，我便約了兩位高中生至中研院，周先生及趙先生跟他們講數學、統計，及未來。周先生且在數學所地下室的餐廳請吃飯。

5 不知老之將至

周先生的行事風格，就是勇於挑戰，因而他屢有令人驚奇之舉。要知不是只有後生可畏，也有老生可畏。20多年前，當他得意地說，他已取得台灣駕照時，我們都嚇了一大跳。超過75歲了，怎麼還會需要駕照？當時尚無高鐵，有次去中研院統計所，事情辦妥後，要到松山機場搭機回高雄。周先生說他載我去。他開得很快，完全不像是新手駕駛。我說這不是平常計程車走的路。他答這樣走比較快，一副識途老馬的樣子。有回他還載著慶榮一起環島，途經高雄。慶榮較周先生年輕25歲，這種“驚心動魄”的事，猜想他是不會想幹的，但周先生卻相當興奮。在感嘆“弗如也”之餘，那時我想，等70歲以後我也要“從心所欲”。如今我快70了，卻早已什麼都不想做了。

周先生向來很體貼。1993年，周先生自哥大統計系退休後，生活重心逐漸移到台灣。周先生有3個女兒及2個兒子，只有小女兒良芷跟他們一起住在台灣。周先生在淡水八里買了3間大樓房子，他與周師母住一間、良芷住一間，一間則放置他由美國寄回的畢生藏書。1990年，於升任教授兩年後，慶榮回中研院統計所任職。2004年，慶榮敵不過病魔，英年早世。之後，其遺孀吳美蓉博士，將他的所有書籍，捐贈給高雄大學統計所。高大統計所，遂籌劃於2007年6月成立“魏慶榮紀念圖書館”。周先生得知後，表示他的書也要捐給此圖書館。80餘歲的老先生想捐書，我們豈能撒手不管？當我還在想，如何將他的書，從淡水運到高雄？是否要去他家中，協助他裝箱及郵寄？不必想了，某日已送來一批書。原來那學期周先生去台南的成功大學統計系上課，他雇了輛車，載他及書籍南下，他在成大下車後，車子繼續開到高大卸書，分幾次將書全運到。每回書車到時，我就會想到“學富五車”。曾問周先生，何以不用寄的？他說那就得打包妥當。的確也是，郵寄前之打包是最麻煩的，他寧可坐擁書車，從淡水一路顛到台南。周先生讓我們以最方便的方式，取得他飄洋過海的珍貴書籍，而這招也只有他能想到及做到。經統計後，共有1802本書或期刊。其中期刊最早的是“Mathematical Reviews”，從1940年的Vol.1，No.1開始，其次是“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從1944年的Vol.XV，No.1開始。紀念圖書館內的牆上，有幅巨大的周先生與慶榮之合照。

什麼叫滿腹經倫？周先生不論演講或上課，都不使用投影片，PowerPoint更絕不會上場，偶而他寫寫黑(白)版。周先生精力充沛，能滔滔不絕地講個不停，滿肚子學問持續傾洩而出。即使80餘歲了，連講3小時的課，他也不會喊累。我常覺周先生有如春秋戰國時的墨子(約西元前468-376年)，到處奔走，那邊需要他，他就去了。2000年高雄大學成立，第一年便有應用數學系，我遂離開待了16年的中山大學，來到高大。我自己是26歲才初見院士，便已覺幸運無比。我請周先生來給大一新生演講，以讓這批才18、19歲的大學生，見識到什麼是世界級的教授。周先生欣然同意，且在開學第二週，9月21日，便來到高大。周先生的演題是“什麼是新數學”。他信手拈來，行雲流水般地，給出一席他對現代數學的看法。演講時周先生手舞足蹈，有如在金庸(1924-2018)的“倚天屠龍記”裡，張三丰藉在空中揮寫王羲之(303-361)的“喪亂帖”，以傳授弟子張翠山一套極高明的武功。一場演講對周先生當然沒什麼。他在退休那年，即1993年，便到中央大學數學系客座及開課。好吧！就算那時70歲仍算“年輕”，2007年的春季，他在成大統計系擔任“特聘講座”，為研究生開設“機率專題”，那時他可超過82歲了，仍精神抖擻。在金庸的“射鵰英雄傳”裡，黃蓉須絞盡腦汁，提供新奇美食，才能換得洪七公教郭靖一招“降龍十八掌”。但我們的大院士，可是在上完課後，請學生吃飯呢！成大統計系後來替周先生將上課講義打字印出，名為“機率論講義”。這應是周先生在台灣開設的最後一門課，值得一記。至於周先生的演講則仍是繼續。

2012年6月底，藉在輔仁大學舉行之“第二十一屆南區統計研討會”的晚宴，我們替周先生慶祝米壽。那天周師母也來了，周先生神采奕奕，連去洗手間時，都跟我講些機率裡收斂的問題。回座時我跟周師母說，周先生仍在談研究，且記得一清二楚。周師母答以“他只會那個。”原來即使是崇高的院士，也不必然能被妻子佩服，但至少周師母認同周先生是會些東西的。米壽是八十八歲，茶壽則為一百零八歲，“何止于米，相期以茶”，那晚我們說20年後，要給周先生慶祝茶壽。茶壽雖是高難度，但我們向來不覺得對周先生來說，天下有什麼難事。何況20年之約，比兩次“華山論劍”間的25年還短呢！要知在那場晚宴的兩個多月前，也就是當年4月，周先生還在淡江大學給場演講，講題是“望佳止步＂。“最佳止步”是周先生的拿手絕活之一，早在1971年，他便與兩位好友Herbert E. Robbins及David O. Siegmund出版專書“Great Expectations: The Theory of Optimal Stopping＂(Houghton Mifflin)。雖教人何時止步才是最佳，但他自己卻從未止步，無時無刻不想將一生絕學，傾囊相授給後輩。

6 戀舊情深

我們一直以為，周先生能永遠帶領眾人前行。因他總是挺直腰桿，總是有一個又一個的“主意”，或者應說“真知卓見”。有時聽他提議該成立“統計醫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也蠻振奮的。在2008年舊曆新年前，獲知周先生因服藥未遵守醫囑，而昏厥倒地，住進陽明醫院的加護病房觀察。於是2月初到台北過年時，便到醫院探看周先生。加護病房的探訪，是有時間限制的，上午、下午及晚上，各僅有一小段時間。我們抵達時，與周先生關係深厚的張憶壽教授(時任職於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已在病房外面等著。他說他常來，好意讓我們先進去。周先生仍如以往，相當健談，一直嚷嚷他根本沒病，不該住到這裡，是醫院過年時病人太少，才不放他走，他要回家。周先生自由自在幾十年了，如今受困在加護病房，對他真有如坐監。他又指著一疊報紙說，“我要張憶壽替我買份美國報紙，結果他買錯了，這份根本沒有紐約股市的報導。我是要看我的股票有沒有賺錢，有的話，我太太就可搭頭等艙回來。”周師母那時人在美國，應是正準備回台看周先生。那時我想，周先生實在天賦異稟，住加護病房還能如此元氣十足、還會關心股市，醫生及護士應也很佩服吧！應也拿他無可奈何吧！

自“第二十四屆南區統計研討會”起，中華機率統計學會，開始設置“周元燊院士講座”。那次會議是在彰化師範大學舉行，日期是2015年6月27、28日，星期六、日兩天，與往常星期五、六不同。主辦單位邀請周先生前來捧場。星期六，他雇車一早從淡水出發，10時30分開幕式前抵達會場。周先生見到大家頗為高興，跟眾人聊了很久。我們力邀他留下參加晚宴，他說藥沒帶出門，今天先回去，明天再來。回去再來不是很麻煩嗎？第二天，周先生果然在上午9時10分舉行的講座前抵達，真是季布一諾。講座結束，在一間小會議室，周先生拿著一篇論文的抽印本，向我指出其中不少不夠完美處，及該如何改進。他在抽印本上又寫又畫，偶而神情激動。我其實並未一直很專注聆聽他講的內容，但對他那麼專注地分析該論文之精神很敬佩，這景像恐難再有了，值得留下，遂趁機為他拍幾張照片。就這樣過了幾小時，中午有便當送進來，他胃口不錯，差不多都吃完，且邊吃邊講。看他如此執著於那篇論文，我不禁懷疑，這是一個91歲的老人嗎？我很想跟他要他手上那份抽印本當紀念，終究不好意思開口。駕駛進來，表示星期日若太晚走，高速公路會塞車，周先生說他要等會議結束，跟大家說再見，他頗具老派學者的風範。眼見駕駛憂心忡忡，周先生卻毫不在意，我遂打圓場說，會議要到4點才結束，那時還在的人應已不多了，且人人將趕搭大會提供的交通車離開。兩點20有最後一場茶會，不妨在那時跟大家告別，周先生同意了。他就是如此在乎統計界的朋友們。

“第二十八屆南區統計研討會”，於2019年6月21-22日，在位於台中的中興大學舉行。已聽力不佳的周先生，於會議前請他所雇車輛的駕駛，打電話通知我，他將在開幕式前到。我轉告主辦單位的黃文瀚教授，經他再與駕駛聯繫後，鑑於周先生的體力無法負荷在外待一整天，敲定以出席晚宴取代出席開幕式，周先生的女兒良芷也一起來了。中興大學特地準備一大蛋糕，為周先生慶祝95歲華誕。一些不同的團體，也分別上台與周先生合照，包括哥大校友，及中華機率統計學會的歷任理事長等。周先生整晚興致不錯，一直笑逐顏開。這次研討會非常盛大，晚宴在台中金典酒店舉行，席開約50桌。周先生看到全場近5百位統計界的師生，對他自1970年起，將近50年播種的成果，應是很欣慰的。席間他說要去敬酒，這是早期台灣統計研討會的的傳統，即晚宴時“領導們”會巡桌敬酒，如今已快失傳了。周先生這天顯然相當愉悅，因而憶起此傳統。他已多年沒在研討會晚宴出現了，今天他能來實在太好了，我有點感觸。很多桌都歡迎周先生過去，只是為顧慮他的身體狀況，只能讓他走一小段。晚宴進入尾聲，周先生一行搭車返回淡水。這是周先生最後一次參加南區，只是那時我不知道。南區是周先生相當眷戀的一個研討會，他應很願意參加更多屆。只是近年來，他每年都有很多時間待在大陸，南區舉行時，周先生常不在台灣。

30多年前，有次周先生到中山應數系演講，當晚餐敘後，我送他到小港機場。我將車子在機場大廳側門臨停，也不管是否會被開單，下車準備陪周先生進去櫃台報到。但周先生制止我，表示他自己就可以，他說“我是跑江湖的”。我一聽也是，周先生從少年起，便走過大江南北，成年後更遍歷世界各地，登機報到的確算不了什麼。但周先生近年更是愛跑，跑回他的故鄉，跑回他的母校。

周先生的老家在湖北省襄樊市(2010年更名為襄陽市)南漳縣的周灣村。襄樊市原本分襄陽及樊城，為歷史名城，在羅貫中(約1320-1400)的“三國演義＂第七十六回裡，有埸關羽(？-220)率軍北伐的“樊城之戰”；在金庸的“神鵰俠侶＂裡，以大篇幅描寫郭靖和黃蓉於襄陽對抗蒙古軍。至於南漳縣，也是赫赫有名，其他的不說，那塊傳奇的“和氏璧”便出自南漳。有關和氏璧傳說之較通俗的版本，可見章回小說“東周列國志”(明末清初馮夢龍及蔡元放等編撰)。在第九十回中，春秋時楚人卞和在荊山得到一塊玉璞(即未經琢磨加工的玉石)，先後獻給兩個楚王，都被判定為石頭。犯下欺君之罪，左右腳依序被砍斷。換楚文王(西元前？-675年)即位，想再獻玉，但雙腳都被砍斷了，怎麼去呢？卞和不禁抱著那塊玉璞，在荊山痛哭3天3夜。楚文王知道後，不禁好奇，命人取來玉璞剖開，果然是塊無瑕美玉。遂製為璧(古時一種玉器)、命名為“和氏之璧”，且厚賞卞和。書上說“今襄陽府南漳縣荊山之顛有池，池旁有石室，謂之抱玉巖，即卞和所居泣玉處也。”特別寫出襄陽南漳是和氏璧之誕生處，讓南漳自此在歷史上大放異彩。至於和氏璧有何神奇？在第九十六回中說，“此玉置暗處，自然有光，能卻塵埃，辟邪魅，名曰‘夜光之璧’。若置之座間，冬月則煖，可以代爐，夏月則涼，百步之內，蠅蚋不入。”除了戰國時代的“完璧歸趙”事蹟，和氏璧還曾扮演過什麼角色？有！且相當重要。第在一百零八回，也就是全書最後一回，於統一天下後，秦始皇“召良工琢和氏之璧為傳國璽”。被製成傳國璽了！南漳，這有抱玉巖的家鄉，持續對周先生散發出吸引力。

周先生雖長期旅居海外，但對故鄉南漳一直念念不忘。離家約30年後，大陸終於開放了。自1980年代開始，他經常返大陸，探望親友。又為便於久居，他還在家鄉蓋個房子，名為“周灣別墅”。近年來他日益思鄉，每年待在故鄉的時間都很長。周先生向來樂善好施，他關心家鄉的教育，除贊助興建周灣小學外，還分別為優秀及經濟弱勢的高中生，設立獎學金及助學金，也辦理高中數學競試，以為促進南漳學子的勤奮好學，盡些心力。2009年9月3日，周先生還回到高中母校揚州中學。至於浙江大學，有不少他的老同學，學校對這位傑出校友又很歡迎，他更是常回去。到各地懷舊時，雖有時得轉機多次，且舟車勞困，他卻不以為苦。

7 曲終人散

2020年12月19日，在“中國統計學社年會及學術研討會”之晚宴，主辦單位中研院統計所，特地請來周先生，良芷也來了。這是周先生最後一次參加中國統計學社的活動，只是那時我不知道。統計學社的業務，數十年來都是行政院主計總處(原為主計處)在推動。在1970年代，周先生曾協助主計處辦理訓練班；1980年代，亦曾4度是統計學社的官方代表團成員，出席兩年一次的“國際統計學會”(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Institute，縮寫為ISI)大會，那些年常得為維護台灣的會藉努力，他與統計學社可說淵源久矣。席間周先生跟我說，過年他要來高雄。我答以過年我們會到台北看家母，但初五就回高雄了，之後都沒問題。只是餐廳人聲吵雜，且周先生聽力又早已不佳，他一再重覆說過年要來高雄。唉！當時我應就表示歡迎，講那些台北、初五做什麼？但後來便無下文了，因他回大陸。

2021年3月初，美蓉來電，說周先生找我們3月14日去林口高爾夫球場的國賓飯店聚餐，問我們方便嗎？97歲的老先生召喚，當然隨時都可以啊！我這樣回答。那天周先生看起來還好，但話不多，與往常的口若懸河大異其趣，惟行動尚能自如，令人略安心。雖他多半的時候是安靜的，但仍跟我講了一些中華機率統計學會的事。然後大約在5月底，美蓉通知我，說周先生想來高雄。只是自5月初爆發大量本土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國內對群聚規定嚴格，如室內不可超過5人，餐廳得使用隔板等。周先生與良芷及美蓉來，加上我與夢娜，就已5人了。而周先生喜歡熱鬧，即使在我們家，也不能找其他人來，若去餐廳，有隔板擋住，吃飯可說毫無樂趣可言。況且那陣子風聲鶴唳，從台北來高雄者，一旦染疫，將變成全民公敵，被責以為何這時還趴趴走？我遂跟美蓉說，待疫情緩和再來會好些。那時我完全沒意識到，就此再無見到周先生的機會了。

高大統計所本定於2021年6月24-25日，舉辦“第三十屆南區統計研討會”，因疫情嚴峻，一再延後。10月上旬，於獲知聚會管制放寬後，主辦單位迅即宣佈，研討會將於10月30-31日舉行。我也立刻聯繫美蓉，邀周先生及她一起來參加南區。豈料美蓉說，周先生已於幾天前去大陸了。我感到很失落，且無比懊惱。周先生於前一年(2020)12月，及當年5月，兩度表示要來高雄，二話不說，我就該趕緊安排他來，如今他去大陸了！我以為若周先生延後來，將可安排得更好，結果卻來不成了。周先生連加護病房都想掙脫，新冠肺炎對他又何足懼？

進入2022年，距2012年6月，與周先生的2032年茶壽之約，已過了一半，真是歲月如梭。3月4日傍晚，原在中研院數學所任職的老同學李志豪教授，轉來一封電子郵件。我這才得知周先生已於前一天，3月3日，在大陸老家溘然長逝了。此消息是周先生早年在哥大時的學生熊昭教授，告知數學所的。我從未想過周先生會有離開我們的一日，何況還有高雄之行，還有茶壽等著，怎可這些約定尚未完成就不告而別？這不是江湖規矩！

2016年12月7日，92歲的周先生，將他的一些珍貴文件，包括浙江大學的畢業證書，全贈給家鄉，且說他要在南漳葉落歸根。去年(2021)2月2日，89歲的周師母張漪女士，在南漳過世。如今周先生也安息於南漳。他落葉歸根的心願達成了。

阿圖爾魯賓斯坦(Arthur Rubinstein，1887-1982)，被視為20世紀最傑出的鋼琴家之一。他4歲開始演奏，89歲那年才完全退休，演奏生涯長達85年。1976年5月31日，他89歲時，在倫敦舉辦告別獨奏音樂會。曲終時，在觀眾狂熱的掌聲中，他示意大家靜下來，說“我不再為你們彈琴了！”(I’ll play for you no more)。97歲半，一代博學鴻儒，結束他精彩且傳奇的一生。周先生不再跑江湖了，也不再為我們彈奏統計的樂章了。(2022年3月27日)